“敬天法祖”是什么意思呀？
礼敬上天，效法先祖。
陈建冰《题载敬堂》楹联：“载道兴文，心游六艺；敬天乐遇，德体四书。”
清 昭梿 《啸亭续录·皇上日阅实录》：“亦可觇圣主之勤於法祖也。”
敬天法祖既是儒教教义之一，也是汉人的主要信仰。敬天的祭祀场所是天坛。敬天法祖是周礼的核心信仰和高度概括，天就是天神、上帝；祖就是宗庙的祖先神。天神称祀，宗庙称享，祭祀天神称为外事，祭祀宗庙称为内事。出自《明史》卷四十八“敬天法祖，无二道也。《周礼》一书，朱子以为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宗庙所祭者一家之亲，内神也，故曰内事；郊社及山川之属所祭者天下一国之神，皆外神也，故曰外事。朱熹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配天以祖亦所以尊祖也。祖先也是汉人与天神沟通的媒介。
古代中国“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祭祀有严格的等级界限。天神地祇只能由天子祭祀。诸侯大夫可以祭祀山川。士庶人则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和灶神。清明节、寒食节、端午节、中元节、重阳节是祭祖日。祭祖也是汉人宣告自己为炎黄子孙最直接的方式。
明朝时乾清宫里的匾额上的四个字为“敬天法祖”。“入门丹陛至乾清宫大殿，其扁曰“敬天法祖”四字。崇祯元年八月初四日悬安，系高太监时明笔也。”满清入侵中国，焚明太庙神主，“易乾清宫匾「敬天法祖」为「敬天勤民。」 ”
中国古代流行自然崇拜，以后发展为对最高神“天”的崇拜，敬天成为古老的自然崇拜仪式之一。在古人那里，“天”有意识地化生了万物和人，为宇宙万物的主宰者，具有无上的权威；帝王的权力也是天所赋予，帝王秉承天意以行仁政，则得到上天的肯定和保护，否则将遭天谴，天将降灾异警告。人与天有一种感应关系，天注视着人的一言一行，人积善，天降吉祥，积不善，天降灾殃。正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发展了一整套敬天的宗教礼仪，这些礼仪为道教所吸取，并融会进其神仙体系和教理教义中，形成对元始天尊的崇拜以及三十六天的天界说。
敬天信仰出自儒教圣经《诗经》：“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 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上既劝王和德以安国，故又言当畏敬上天，当敬天之威怒，以自肃戒，无敢忽慢之而戏谑逸豫。又当敬天之灾变，以常战栗，无敢忽之而驰驱自恣也。天之变怒，所以须敬者，以此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谓之明，常与汝出入往来，游溢相从，终常相随，见人善恶。既曰若此，不可不敬慎也。”
天不言语，以灾异谴告。敬天信仰就是天人感应信仰。“早夜敬天，于是得安文王之道。”王者如此上事，则敬天安命之道。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敬天的方式是祭天。祭天又称郊祀或明堂之祭，是儒教里的国家吉礼第一礼仪。“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是故天子每至岁首，必先郊祭以离开天，乃敢为地，行子礼也；每将同师，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徵伐，行子道也。”唐朝《郊祀议》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万世不易之法也。昔长孙无忌请祀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以配上帝，义为得之。今国家嗣兴唐祚，追尊孝德，而以尧舜为肇祀之祖，宜以神尧配天於圜丘，孝德皇帝配上帝於明堂，礼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仪，愿罢一切伪饰。”郊以祀天，祀天而必法则其所垂之象，使凡吾身之所被服、吾身之所乘驾、吾礼之所施设文饰，莫非天之象焉。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祭天服饰象征着上天垂象、天象，所以天子祭天要穿十二纹章衮冕。三公之冕九，祀、火、毳、藻、绣、爵弁等冕六，韦弁、皮弁、玄冠，合上九。三孤自祀冕而下八，无火冕。公卿七，又无毳冕。上大夫六，又无藻冕。中大夫五，又无皮弁。下大夫四，又无爵弁。士服三，祀弁、爵弁、玄冕。庶士玄冠。
孔子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孔子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缘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历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始祖感天神灵而生，祭天则以祖配之。自外至者，无主不上。“《尔雅·释天》文。云「自外至者，无主不上」，《公羊》宣三年传文，「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
法祖可分为两类：
其一，法立国之祖。即所谓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关于法开国之祖前面有所论述，如周初法文王和周公。秦二世一即位也遵奉始皇，为止立庙。而且自汉以后，历代王朝，莫不尊其开国之君主为祖先，而且开国之主遗留下的制度、命令，后代也不敢随意改动。
其二，法五帝。即所谓的“祖述尧舜”君主开国之初，往往先建立自己的帝王谱系。
追溯到最早，甚至可以找出他们与远古时代的五帝有血缘关系，这点在《史记》《汉书》中多有记载。如《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甫一即位，就尊黄帝为始祖，帝虞为二世祖，并立有九庙：“一曰黄帝太初祖庙，二曰帝虞始祖昭庙，……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庙半之。……功费数百巨万，卒徒死者万数。” 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苍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大微五帝之精而生。五帝犹仁、义、礼、智、信之心，随感而应者也。五帝是“五行精气之神”，人间的帝王和朝代就是五帝轮流所感应而生的，因此也称为“感生帝”，如尧是赤帝所感生，舜是黄帝所感生，禹是白帝所感生，汤是黑帝所感生，周文王是苍帝所感生。帝王祭天当然要祭祀与自己一朝相应的天帝。
对于良渚文化的理解
良渚文化简述：
一 惊人的成就
1. 世界同一时期规模最为庞大、最为先进的都市防洪系统
在良渚遗古城西北部，先民构筑起了一道长达6.5公里的大型堤坝，用以防范天目山余脉的洪水。浙江余杭地区是整个浙江省最大的暴雨中心区，经常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良渚人为了保护国都——良渚古城而修建了这个堤坝。当地人称它为“塘山土垣”，它除了6.5公里的长度之外，平均至少4米高，30米宽，在它的外围形成蓄洪的水库，至今能够行船。
从塘山土垣向西7公里，还有两条大堤——彭公堤防和奇坞山堤防，一个长5公里，另一个长6公里，其中一段山间隘口处，堤防高达20米，由不同的土壤层层夯筑而成，异常坚固。这两重防洪体系保证了良渚古城千年之间未曾为洪水毁灭。在良渚古城的南部，经航拍显示，也存在着绵长的土垣，很可能就是防洪工程的一部分。而对比同一时期印度的古城——号称“远古曼哈顿”的莫恒佐·达罗曾七次被洪水摧毁，最后不得不废弃。我们应叹服良渚人防洪能力的强大。
2. 公元前2500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以及土建工程
5000年前，良渚古城一带还是一个人迹罕至的沼泽地带。然而从4900年前开始，一批人突然来到此地，填平和沼泽，并且修建了大规模的都市。从考古学年代上说，这些人很可能来自天目山南麓，他们在古城建立之前就已经聚集在瑶山一带，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瑶山祭坛。
很可能在离开天目山之后，他们立即开始起建良渚古城。最先完工的是巨型建筑基址“古上顶”，在考古学上，它也被称作“莫角山”——这个巨型的建筑台基高8-10米，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30余万平方米，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土建工程。之后，良渚人又在莫角山周边修建了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的次级台基。之后，可能又顺次建立了反山和皇坟山。由于考古发掘工作尚未全面给予揭示，我们现在无法猜测这些巨大的工程到底耗费了多少土方量。
大约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300年，良渚古城“城墙”修建完成，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所围积达290多万平方米。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度40-60米，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部分地段地表以上还残留4米多高城墙。共发现六座水门。整个城墙的土方量当不亚于埃及金字塔。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古城形态来看，它们均有共同之处——城墙墙面平缓，内直外斜——极为注重防洪功能。因此，该“城墙”应该是水城墙，主要用作防洪。
同一时期，在城墙外围，更大规模的土建工程拔地而起，如美人地、卞家山等长形土垣里三层外三层地将良渚古城包围起来，构成了它的“外城”，经过考古发掘，这些土垣实际上是当时制陶工匠和漆器工匠们工作和居住的社区——当然，可能还制作丝绸。这些社区有大规模的人工运河网络相连，并且均配有自己的码头。通过这些水路交通方式，将古城的产品输送到整个苏浙地区，形成一个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大规模贸易网。
良渚古城和其外城总体规模达到了30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市。
3. 漆、丝、玉、珠宝、举世无双的黑陶工艺以及文字的萌芽
良渚文化中的玉器驰名天下，尤其是琮、璧、钺等重器，其雕刻和造型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网站上到处都有相关的资料，此处我不多说。良渚时期的漆器也异常发达，不但能够制造出多彩的漆器，还能够制造复杂的镶玉漆器。良渚时期，社会富足、文化昌明，漆器从贵重物品流入寻常百姓的家中。当时良渚人的墓葬中，棺椁均施以漆绘。甚至在农具犁的木质部件上以及箭簇的木杆上也有漆绘，可见漆器在当时不但不是奢侈品，而且还是相当常见的日用物资。
在良渚古城北部的钱山漾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品。丝线密度和现代的细亚麻布相当，体现出高超的纺织技术水平。良渚人的陶器工艺举世无双，不但造型雍容典雅、气象非凡，而且工艺复杂，令人惊叹。卞家山曾经出土过一件陶片，不到20平方厘米的陶片上刻着23个精致的鸟形纹。而在绰墩遗址出土的一个黑陶宽把杯，造型别致，通体刻满精心设计的神圣纹样，即便是当代的艺术家也对其叹为观止。
良渚人还喜欢玛瑙、象牙等珍贵器物，并制成工艺品。其中，在福泉山出土过象牙权杖，雕刻工艺复杂，完全可以媲美良渚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而良渚人的航海能力也颇为强大，它们能够深入远海，捕获鲨鱼等深海鱼类。而当时收集鲨鱼的牙齿，是良渚贵族们的一种奢侈风尚。
良渚人文化时期的陶文比中国同一时期任何地方的陶文都复杂得多，有些陶器上的记事符号可以连接成句。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馆收藏有一件良渚陶器的颈圈，上面刻有9-12字的成行规整的刻画符号，其行文风格比甲骨文还要美观。可以说，良渚时期就有了中国文字的萌芽——当然，还需要更多类似的考古发现确证它。
值得一提的是，良渚人在中国古代最先采用了犁耕技术，以及大规模农田水利灌溉系统（见茅山良渚稻田遗址），使得粮食产量获得了质的提高。这也成了支撑良渚社会繁荣富强的根本因素。
二、 良渚文化兴衰略说
公元前3500年，年轻的华夏族突然在黄河中游崛起。 他们最初在公元前6000年时发源于陕甘一带，随后向中原腹地大举扩张，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
不得不说，这是一支了不起的民族——他们打败东夷族的后岗文化，将势力深入陕甘、豫东、河北、辽西以及长江流域，形成了上古时代最为强大的族团。然而，就在他们的鼎盛时期，却遭到了一只神秘民族的迎头痛击。这支神密民族来自遥远、湿润的南方，他们横冲直撞，一直打到黄河南岸，之后又突然地从中原腹地消逝。
这一民族来自长江下游的太湖一带，后来被考古学者称为“崧泽人”，也就是良渚文化的祖先。
他们为什么要攻打千里之外的中原？为什么要和强大的华夏族火并？原因可能永远不可能探明。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北方的财富在吸引他们进行军事上的冒险。早在公元前3800年，崧泽人的社会就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东山村遗址的发掘显示，崧泽文化的早期，已经形成了贵族和平民两大集团。贵族们开始用玉器来装点自己的生活，死后也要拿它们下葬。
然而，当时中国境内最好的玉器生产基地却在淮河一带的凌家滩。凌家滩人的社会也非常崇尚玉器，他们的制玉技术发达，而且烧造技术和建筑技术也在当时首屈一指。崧泽人很显然异常垂涎他们的财富。公元前3600年，崧泽人武力夺取了凌家滩一带的统治权，之后又占据了整个淮河流域——这使得他们和中原的冲突不可避免。
中原人打败后岗人之后，将同属于东夷民族的大汶口人压制在山东一隅，大有一统黄河之势。然而，经过崧泽文化的冲击，华夏族的扩张开始转向衰落。当时，崧泽人也许就是东夷人的一支盟军——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同盟关系很快就不复存在了。公元前3300年，太湖地区发生巨变，良渚文化取代了崧泽文化——这种巨变是怎样发生的，尚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良渚人很快就和东夷族反目，他们攻入苏北地区，将东夷族从其世代居住的苏北中心区赶了出去。在花厅遗址，考古学者们发现了良渚贵族的墓葬以及大汶口平民的墓葬共处同一个遗址的情况，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人殉坑。而考古调查显示，整个苏北地区的聚落数量急剧下降——东夷人不但被入侵的良渚人打败，还举族远迁。
现在，华夏人反倒成了遥远民族的盟友，共同夹击东夷族。然而，东夷人在西部的扩张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顺利地攻占了豫东和豫中。仰韶文化四分五裂，华夏集团不得不退回关中。
东边日出西边雨，对于良渚人来说，和平的发展时期却开始了。良渚古城开始建立，并且取得了对整个太湖周边的支配权。根据玉器的形态以及制作特点的分析，学者们大致可以肯定，整个环太湖流域的玉器均由良渚古城所分配——这很可能体现了一种具有宗支特点的政治关系。良渚城很可能统领着一个疆域广大的古国。
随着良渚古城的城市化进程，太湖流域又出现了几个不同的“都市”——福泉山遗址以及寺敦遗址。其中福泉山遗址面积达1平方公里，中心建有大型的祭坛和等级颇高的贵族墓地。寺敦遗址规模和福泉山遗址面积相当，它不但拥有中心祭坛，还拥有内圆外方的两重环濠——以寺敦为中心，他们还开凿了一个正十字形的运河工程，但是它到底通向什么地方，尚不得而知。
不论如何，整个良渚文化6万平方公里的分布范围内，良渚古城的显赫地位从未被动摇过。良渚古国的疆域，北起苏北，南到浙中，西至安徽（这只是估计，其西部边界尚未确定），东至大海，而它的玉礼器远播至广西、陕北。可以说影响了大半个中国。
然而，不久以后，外部的情况开始变化。从公元前2600年开始，中原龙山文化崛起。其中一支叫做“造律台文化”，从公元前2400年开始，他们逐渐向东南方扩张。良渚社会受到了剧烈的影响，良渚文化也转变为钱山漾文化。不过这一时期，良渚古城的建造仍在持续，这似乎说明他们仍然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
约公元前2200年，造律台人对良渚地区的扩张加剧，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广富林文化出现在环太湖地区，同一时期，良渚古城遭到废弃。良渚古国可能在此时遭到了亡国的命运。即便如此，有些证据显示环太湖地区的文化依然繁荣，外来的统治者好像并没有完全破坏太湖地区原住民的生活秩序。
到了公元前2000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形势出现剧烈的动荡。中原地区繁盛一时的陶寺古城被毁，惨遭屠城（见陶寺“大扰坑”）；鄂尔多斯地区的鬲文化人群渗透到中原的大部分地区；山东龙山文化大范围衰败，蛋壳陶工艺、制玉工艺失传，人口数量锐减；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古城被摧毁，来自中原的一支力量占据了该地区；四川的宝墩古城遭到废弃，城市化进程中止。
也就是同一时期，来自浙南的一支野蛮民族再次洗劫了太湖地区，将造律台人赶出了苏南、浙北一带。此后，太湖地区陷入了长时间的文化空白和衰落——城市不复存在、玉器不再制作、贵族们的生活方式也被摒弃。太湖地区重新回归到质朴的乡村生活和原始的等级秩序。曾经昌盛一时的良渚古国，被永久地遗忘了。直到20世纪，通过考古学家们的努力，先民们的伟大业绩才再次为子孙们所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