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不插管俱乐部的俱乐部成立
当罗点点和她的好朋友几年前成立“临终不插管”俱乐部时，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一个重大的、严肃的、要一辈子干到底的“事业”。“俱乐部”听来就不算个正经事。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曾经从医多年。起初，她与几个医生朋友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谈起人生最后的路，一致认为，“死得要漂亮点儿，不那么难堪”，不希望在ICU病房，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工业化”地死去。最后，十几个爱说笑的人在一间简陋的老人公寓，嘻嘻哈哈地宣告俱乐部成立了。
临终不插管俱乐部的经典案例
2003年，美国植物人特丽依靠喂食管，已经存活了13年。关于要不要拔掉特丽的管子的争论，几乎震动了整个美国。起初，当地法院批准了特丽的丈夫提出的申请，她的喂食管首次被拔去。仅仅两天后，另一法院作出相反判决，喂食管再次插上。后来佛州最高法院判定，要求拔掉管子。可法案通过仅一小时后，州长立即命令给特丽重新插入喂食管。整个美国为特丽心碎。无数人抗议示威，举着标语牌：“给特丽食物”、“别让特丽饿死”。甚至布什总统也介入“抢特丽”事件中来。不过最后，医生们按照法律的判决，镇定地拔掉了特丽赖以维生的喂食管。警察甚至逮捕了不下50个想强行对特丽进行喂食的人。喂食管被拔掉13天后，2005年3月31日，特丽真的被“饿死”了。这场关于生命伦理的争议至今都被称作经典案例。
尊严死的引发关注
2013年7月，北京市已经成立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在北京市卫生局主管下开展业务。市卫生局表示，生前预嘱概念在我国并无法律明确支持或禁止，还尚处民间推广阶段。对于“尊严死”，生死问题各方观点不一。 以人为本 很有必要无论“尊严死”还是“安乐死”，都是为了减轻患者痛苦和家属负担的一种死法。人固有一死，选择“尊严死”和“安乐死”，何尝不是一种死法？生前预嘱已经在民间推广，“尊严死”入法还远吗？“尊严死”入法，世界上早有“他山之石”：美国35个州立法支持自然死亡，英国1967年就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临终关怀机构。世界上已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临终关怀机构。很多人离世前都是很痛苦的，生前预嘱体现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人要活得有尊严、有价值，也要死得有尊严、有价值，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快乐的人生、完美的人生，这才是以人为本、具有人文情怀的做法。当然，“尊严死”的实现是个“复杂的事”。比如，患者20岁写下生前预嘱，其80岁临终前，医学水平也许完全可以救治；比如，其生前预嘱交给了其前妻或前夫，其临终时谁来出示、家人不出示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只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人的生与死都得讲文明。让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人有尊严地死去，无疑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和文明。 活着才有尊严可言与安乐死相比，尊严死有进步。安乐死是在医生协助下的“他杀”，而尊严死则是按照预嘱的“自杀”，两者相比，“自杀”当然要人道许多。但是，“尊严死”毕竟是消极被动地等死，其建立在患者亲人和医疗措施不作为的基础上。当其时患者生命尚存，患者亲人和医疗机构不行施救，任凭患者在无助中慢慢死去，这样的终结可能更痛苦，对患者也是一种人道残忍。“尊严死”就怕被滥用，患者一旦“被尊严”，则更不人道。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称，签订“生前预嘱”的患者，如因病或因伤导致身体处于“不可逆转的昏迷状态”、“持续植物状态”或“生命末期”，不管是用何种医疗措施，死亡来临时间都不会超过6个月，这时就得允许患者亲人和医院不作为，任凭患者自然死去。这里令人担心的是，“不可逆转的昏迷状态”、“持续植物状态”或“生命末期”，怎么才能判断得准确无误？如果判断不准，岂不是糟蹋了生命？比如，有的患者处于“持续植物状态”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被亲情唤醒了过来，假如此前放弃施救，其还有死而复生的可能吗？还要看到，“尊严死”很容易被打上利益的痕迹。有的利益相关方若利用患者生前预嘱，为抽逃责任放弃救治患者，别人奈何不得，只会加速患者死亡。比如，有人为节省财力、节省时间、减少自身麻烦，能救治而不去救治，患者过早地离开人世，这还谈何尊严？生命只有一次，人要讲尊严，但活着是前提，没有活着的尊严，将是空泛的、虚伪的。在有尊严地活着和有尊严地死去的天平上，前者显然更重要，没有前者，任何尊严死都会无从谈起。让生命最大化，是现代高科技的重要课题，甚至可以说，现代高科技的意义就在于让人更好地活看。因此，推崇好好活着远比推崇自然死重要，而且只有这样才可为现代高科技提供重要课题。当然，有的拯救到头来还是做无望的抗争，但是，宁可救过一百人，也不可错过一人。宁可救过一人一百回，也不可错过一回。因为错过任何的一人、一次，后果都会无法挽回，都会让生命黯然失色。 没有“监督人”就不要“尊严死”“尊严死”最让人担心的问题是患者是否真正得到尊重，是否真的有“尊严”。“尊严死”的执行面临太多干扰：院方、家属都可能出于利益考虑而作出违背患者意愿的决定，甚至伪造生前预嘱；即便患者本人曾立过预嘱，患者的意愿也可能随时间和情况的改变而改变。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尊重患者的意愿，落实患者的选择权。不得不承认，“尊严死”有许多好处。节省医疗资源、减轻患者家属负担、让患者少受“折腾” ……但一切“好处”都应该给患者的选择权让道。否则，“尊严死”就是彻底的反伦理、反道德，比谋杀还可耻的行为。如果连患者的意愿都不尊重，还谈什么“尊严”呢？要确保“尊严死”不会步入歧途，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和制度来监督、管理。执行生前预嘱必须严格考证其真实性；还要考虑到情况的改变是否会改变患者的志愿，比如患者立预嘱时是否有轻生心理；医生也可根据判断选择不执行预嘱，对执行预嘱的监管从严，对不执行预嘱的监管从宽。总体来说，推行“尊严死”是值得“试一试”的。而且出于对患者选择的尊重，最起码它不应该被禁止。但笔者认为，这次推广“尊严死”有些草率。虽然我国法律已涉及对生前预嘱的监管，但对“尊严死”的执行还缺乏监督。“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在“尊严死”监管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贸然推广，恐怕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引出一些道德法律问题。不过，既然“尊严死”已有先例，对其监管和推行也就成为必然。当务之急是针对“尊严死”的执行出台相关监管制度、法规，落实患者的选择权，确保患者真正被尊重。法规完善前，既然“尊严死”本身合法，那就可以执行。但最好是保守推行，而非贸然推广。没有“监督人”，最好不要“尊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