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结挺

刘结挺（1920一1993），1920年出生，山东平邑人。1938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 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部队政治指导员、干部股长、组织股长、副科长、政治处副主任、主任、营政治委员、团副政委、开封县委书记；1948年9月，刘结挺与由简玉霞改名的张西挺结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49年12月起历任江安县委书记、宜宾县委书记；1951年8月起任宜宾地委委员、纪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53年4月起任地委副书记；1955年5月起任宜宾地委书记兼宜宾军分区党委书记、政委；1960年7月至1963年3月任宜泸合并后的宜宾地委第二书记。在刘结挺任中共宜宾地委书记、张西挺任中共宜宾市委第一书记期间，因严重违法乱纪、合谋打击陷害干部群众，于1963年3月夫妻二人同时被撤销职务，1965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二人被开除党籍。在“文化大革命”中，刘结挺、张西挺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在四川组织操纵帮派势力，大搞篡夺省委领导权的活动。1978年6月20日刘结挺、张西挺被依法逮捕。1982年3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刘结挺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张西挺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3年5月保外就医；1993年11月8日在郑州病亡，终年73岁。刘结挺，1920年1月生，山东平邑人。原名刘瑞新，曾用名刘凯之。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中文化。　1932年－1937年在山东省费县仲村完小、泰安育英中学学习。1935年5月任中共仲村支部支部委员。1937年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报考国民党炮干班。1938年5月在陕北延安吴堡青训班学习。1938年6月－1939年12月受中共组织派遣到国民党孙殿英部队做统战工作，任连、营政训员(1938年重新入党)。1940年1月任新四军第6支队教导队教导员。1940年3月任抗日军政大学第4分校1大队教导员。1941年1月任抗大第4分校第1工作团政委。1941年5月任抗大4分校干部股股长、党总支部书记、保卫科副科长、组织科科长。1945年冬任华中军区第8军分区独立3团政治处主任、2支队政治处主任。1947年初任豫皖苏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员，28团副政委、政委，5分区北5县对敌斗争指挥部政委。1948年冬任中共河南省开封县委书记。1949年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炮兵营政委、154团副政委。1949年12月任中共川南区江安县委书记、宜宾县委书记、江安县委书记。1951年8月任中共川南区宜宾地委委员、地委组织部部长。1951年12月兼地委纪委书记。1953年4月任中共四川省宜宾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53年12月)、纪委书记(－1954年5月)。1955年6月任中共宜宾地委书记。12月兼军分区政委。1960年7月任中共宜宾地委第2书记。1963年3月被撤职。1965年2月被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4月恢复党籍。5月任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兼筹备小组办公室主任。1967年7月任成都军区副政委、党委常委（1967年9月起）。1968年5月－1971年8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12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0年8月停职接受审查。1971年8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被开除党籍。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1982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3年5月保外就医。1993年11月8日在郑州病亡。

张西挺，女，1926年10月生，河南息县人，原名简玉霞，初中文化，194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1月在豫皖苏边区联合中学学习。1940年12月为豫皖苏边区剧团团员。1941年12月在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学习，任班长、文书、党支部书记。1943年5月任淮北区中共淮宝县委技术书记、组织干事。1944年10月在中共淮北区委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8月任中共华中第八地委工作大队副书记、工委委员。1945年11月任苏皖边区雪涡县丹城区党委委员。1946年9月－12月任冀鲁豫区扶太西县区党委副书记。1946年11月在反“扫荡”中被俘，在郑州集中营被关押（后组织结论：被俘后有一系列叛变、自首行为）。1947年7月出狱。1947年9月任豫皖苏边区新蔡县政府秘书、新蔡县土改工作队工作组组长。1948年5月在中共豫皖苏边区第四地委三查整党工作队工作，任豫皖苏边区中共阜阳县委秘书。1949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随校组织干事、随校14队指导员。1950年5月任中共川南区宜宾县委宣传部部长、江安县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1952年3月任中共川南区宜宾地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1953年2月任中共四川省宜宾地委办公室主任。1954年5月任中共四川省宜宾市委第二副书记。1954年9月－1955年兼市委纪委书记。1956年1月任中共宜宾市委第二书记。1956年8月任中共宜宾市委第一书记。1962年1月任中共宜宾市委书记处书记。1963年3月被撤销职务。1965年2月被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4月恢复党籍。1967年5月任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1968年5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政工组组长。1969年12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0年8月停职接受审查。1971年8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被开除党籍。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1982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3年5月保外就医。1993年7月24日，在成都病亡，终年67岁。

西藏属于高原地区，地理条件很差，而且道路走起来十分艰难，更谈不上有宽阔的马路了。 鉴于西藏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所以，保障进藏部队所需的物资供应，就成了进藏准备最重要的任务，而能否胜利挺进西藏，也取决于后勤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西南局把后勤保障作为了工作重点。 1950年2月8日，西南局召开了一个后勤保障方面的会议，邓小平在大会上这样说道：进军西藏，主要困难是交通问题。 贺龙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道：运输问题，要比用兵困难好多倍。地是冰冻的，雪很厚，卡车很难进去，好的卡车一小时只能走五公里。修路须有特别工具，路比崖还坚硬，路修不起来，运输就很难解决。 为了把后勤保障工作做好，西南局、西南军区按邓小平、贺龙指示精神，坚决表示：进藏部队无论需要什么，只要办得到的，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西南局所确定的补给供应原则，鼓足了十八军战士的勇气和信心，也让他们下定了决心，表示一定要完成进军西藏的任务，给祖国和国家一个交代。 2月中旬，贺龙收到了朱德总司令的来信，朱德在信中就进军补给工作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购买本地牛羊肉为主食品，购酥油及青稞麦为副食品；购牛运粮，随军前进，粮完可吃牛肉；肉食不惯，可用野菜伴肉煮汤，再用茶，吃少量青稞，一月内可习惯；用现洋(银元)作伙食费；以丝绸、茶叶等，向藏民换取肉食、粮食；飞机、公路，不断运送，可壮士气等。 为了不把进藏的负担加到人民的头上，也为了更好地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4月1日，在解决进军部队的粮食补给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重要方针政策。 毛泽东指出：部队在进军的同时，应担负修路、生产的任务；部队到达西藏后，仍由中央保障供应，不增加西藏的负担。 接到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后，西藏工委、十八军党委牢记在心中，这条指示成为了进藏部队后勤保障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成为后来在西藏长期的财经工作方针。这一重要方针也是进军西藏、经营西藏各项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藏族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为了把后勤保障的工作落实到实处，西南局、西南军区采取了积极的行动，进行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安排，他们想方设法去解决进藏物资补给运输的问题。 首先，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修路，突击抢修雅安至甘孜600多公里路段。 在1950年初，通往西藏的公路，只有成都至雅安一代才可以通行。由雅安到泸定，国民党政府时期曾修筑过简易公路，但因年久失修，简易公路的路基、桥梁大都毁坏，不要说汽车，平常连托运的牛马也难以通过。 1950年4月初，西南军区工兵司令员谭善和指挥6个工兵团陆续投入雅(安)甘(孜)公路的施工。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设立了雅甘工程局，统筹修路勘察设计和经费、材料供应工作，并以3000民工参加修建。 经两个多月的努力，工兵团于6月5日将公路修至康定。原来预计7月通车甘孜，部队即可向前开进。但适逢夏季，阴雨连绵，二郎山段公路塌方，车辆行驶受阻。 6月下旬，十八军将在川西剿匪的第五十四师一六二团调至二郎山地段、第五十三师一五八团大部调至天全至两路口地段，担负公路维修和物资装卸工作。 7月下旬，暴雨连连，冲毁了飞仙关等8座大桥，使公路运输完全中断。支援司令部随即组织部队进行紧急抢修。在高山缺氧、气候寒冷、河水刺骨的条件下，部队登高山伐木运料，下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打桩架桥，经过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到7月底的时候，完成抢修8座大桥的任务。 在抢修大桥的时候，北路先遣部队第一五四团主力和军工兵营也参加由甘孜向道孚的修路任务。8月25日，雅安至甘孜公路通车。总计开挖土石方27万立方米，建桥梁195座、涵洞678道。军工、民工1.5万人参加施工，伤亡达到650余人。雅甘段公路的打通，为举行昌都战役解除了交通上的障碍，是昌都战役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 在修路的同时，支援司令部着手建设甘孜后勤基地，政委胥光义亲自组织运输工作。在雅安至甘孜沿途设立兵站。三四月份，支援司令部以3个汽车团、3个辎重团(骡马、胶轮马车)分段进行运输。当时汽车仅有200辆，而且很多都破旧不堪。 6月底，西南军区增拨汽车850辆，其中有从苏联进口的新嘎斯车350辆，大大增强了进藏部队的运输力量。在雨季道路泥泞、二郎山等地区路基经常塌陷的情况下，汽车部队经过艰难的行走，完成了规定的运输任务。 7月中旬，大渡河桥还不能通行，汽车部队把汽车拆成几大部件，用橡皮舟托运到对岸，过河之后再组装起来。短短两个月内共分解、组装汽车300余辆，有力地保证了泸定至甘孜段的汽车运输。 分解汽车过河时，有两次运汽车的船脱出滑索冲入激流，汽车部件落入河中，班长陈瑞盘二话没说，就跳进奔腾的的大渡河里，用钢索拴住汽车部件，将其拖拉上岸。 8月下旬公路通车甘孜。为减少畜力运输，又以一个工兵团和一五四团两个营抢修甘孜至竹庆的马车路。 9月上旬，马车路初步建成，当即以3个马车连和259辆大车向前紧急运输物资，军、师负责人乘坐的吉普车也加入了抢运行列。辎重团的2380匹骡马和藏族群众的牦牛则担负竹庆至金沙江畔邓柯、德格的运输。 至8月底，从甘孜方向共向前运送物资1.1664万吨：计被服装具2515.5吨、食品(干粮)577.7吨、武器弹药418.43吨、汽车材料60.7吨、汽车油料7090吨、卫生材料116吨、通信器材84.5吨、工兵器材639.5吨，另有银元及人民币183箱以及其他物资162.42吨。 所运到的粮食，除入藏部队及支援部队食用外，各地兵站尚有一批存粮。共支出人民币7673亿元(旧币)，内包括黄金三千两，银元26.11931万元。这些，为进行昌都战役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 除了已通公路的地段用汽车、马车运输外，还组织了大批牦牛运输支援进军。军前指、先遣部队和支援司令部的主要领导，以很大精力对玉隆地区大头人夏克刀登、德格土司降央白姆、康南富商邦达多吉等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动员藏族上层人士参与支前，组织藏族民工进行牦牛运输。 张国华于6月底在康定宴请邦达多吉，9月与夏克刀登同行至甘孜，宣传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民族宗教政策，协商动员组织牦牛运输等事宜。在昌都战役前后，刘振国除了抓战时政治工作外，还兼管运输支前工作，为解放西藏做着积极的努力。 1951年3月初，刘振国与夏克刀登商妥，在玉隆召开附近头人参加的运输会议，发动群众来完成运输任务，组织牦牛运输，以保证前方部队的补给需要。 为加强西康地区的支前工作，西南局指示西藏工委暂时兼管康区部分地方工作，决定张国华、谭冠三和王其梅为西康区党委委员。 西藏工委、十八军向折多山以西之甘孜、德格、邓柯、炉霍、道孚、雅江、巴塘等县派出军事代表，在各县建立运输支援委员会，开展支前工作。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在甘孜至邓柯、甘孜至德格、东俄洛至巴塘的三条运输线上，出现了10万头牦牛运输支援前线的空前盛况。 担负空中支援进藏任务的西南军区空运大队，突破高原空中禁区，在缓解了北路先遣部队的急需以后，接着又向邓柯、巴塘等地空投粮食、被服、银元等物资，总计达6200多公斤，缓解了前方部队的燃眉之急。 解决运输补给困难的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加大部队人员的携带物资的数量。进军的运输补给是按人头逐日计算的。规定战士除武器装备外，每人要携带10日的粮食，平均负重达35公斤；干部也要背负10至15公斤左右的粮食。各部队还要携带一定数量的银元，一般由干部分散背负，以备必要时采购食物救急之用。部队还购买了一批牦牛，组成牦牛队随军行动。 第五十二师在康北地区购买9000余头牦牛，组成5支牦牛运输队，随军驮运物资。师机关不少干部、文工队员都参加了赶牦牛的任务。时任师司令部指导员的田涛带着30名女同志组成康藏工作队，负责赶200头驮运粮物的牦牛，从甘孜到觉雍走了27天。 高原徒步行军对女同志来讲就很困难，年轻姑娘们赶着大群野性十足的牦牛走了那么长的路程，途中所受之艰辛，让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 两支先遣部队到达金沙江边后，为准备渡江，均自制船只。第一五四团在由乐山请来的造船工人指导下，在邓柯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建造出可载百人的大木船1只、二三十人的中等木船10只，载一个班的小船6只。 第一五七团在巴塘造大小木船23只，大、小牛皮船40只。军直侦察、工兵两营也在德格备足渡江所需的牛皮船。这些船只，基本上能保证部队渡江的需要。 9月上旬，军后勤部副部长扶廷修奉张国华军长指示，在竹庆开设后勤指挥所，在海子山、邓柯、德格等地设立兵站，担负部队渡江后的补给任务。南路在东俄洛、雅江、理塘、巴塘等地也设立了兵站。 9月下旬，当参战部队从四川向前开进期间，以阎秀峰为主任的川西行署支援委员会和以方升普为主任的西康省支援委员会，积极支援进藏部队，在沿途开设食宿站、柴草供应站，供应过往部队所需有关物资。 在中共中央和西南局、西南军鼎立支持下，十八军经过日日夜夜的努力，终于在9月份完成了物资、粮食的运输和储备，为解放军挺进西藏以及后来发动昌都战役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